无题

范玉为愕然，他想笑，却发现自己根本笑不出来。

“然后，诺奖委员会无奈之下，放弃了给我们颁奖……”赵教授无力地松开拳头，绷紧的身体随之松懈下来，“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原本没啥好讲的，不过你既然问起了，我就给你补补这堂历史课。”

“那后来呢？”

“后来啥也没有了，”赵教授摇摇头，“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不值得宣传。”

赵教授又是一声叹息，不再说话。

范玉为知道，那是只有知识分子才能体会的辛酸：国人与诺贝尔奖最终还是擦肩而过了。这就是新中国目前为止唯一一次获诺贝尔奖的经历，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那200多个超额。

诺贝尔奖，这个全世界科学家们都梦寐以求的荣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总是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这片土地上不是没有干事的人，而是坏事的人实在太多。

不是创作者们不会飞，而是拖后腿的人太多，现实的引力太沉重。

范玉为想起，赵教授曾经在课堂上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是1922年11月12日上午，爱因斯坦以犹太科学家身份来华，一位姓绍的中国物理学家陪爱因斯坦到南京路散步，同行的好像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等人，经过一个路基维修点，爱因斯坦在一名砸石子的小工身旁停下，默默看着这个在寒风中衣衫破烂、手脸污黑的男孩子，问那位物理学家：他一天挣多少钱?问过小工后，物理学家回答：五分。这，就是当时那位国内顶尖的物理学家与改变世界的科学大师唯一的一次交流，没有物理学，没有相对论，只有冰冷的现实。据说，爱因斯坦听到这个回答后又默默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看着小工麻木的劳作，手里的烟斗都灭了也没有吸一口。那位物理学家在回忆这件事后，不止一次地对周围的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此刻，范玉为好像突然明白了赵教授为什么要讲那个故事：原来，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现在，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物质产品，科技的下场其实都是一样的。

“后来，我厌倦了，也失望了，就离开了生化研究所，躲进大学里教书。”赵教授说，“大学是个象牙塔，能避开许多不愿看到的事情。但是渐渐地，我对分子化学的热爱还是重燃了，我想起那个具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那个有机体，突然想到，既然有机分子机器要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运行，还需要必要的能量输入，那么，无机化学反应在这些方面其实是类似的，也就是说，有机分子机器和无机分子机器之间其实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赵教授的语气变得兴奋起来：“于是，我通过私人关系，重新和生化研究所取得了联系。当年那些同事都已经混到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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