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

魏书

史书介绍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史官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

太和十一年（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

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年）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年）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

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渊的《代记》十余卷，崔浩的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等，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

魏收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不料，《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说，《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也有人说，《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闹得“群口沸腾”。然而，根据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的分析与举证，这些对《魏书》的不良之词，恰恰来自于那些因为《魏书》秉公记事而愤懑的权贵阶层。

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二是在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三是于“众口渲然”中《魏书》被一些人污蔑为“秽史”。这最后一条，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写作特点

《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是记载汉族的历史。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

《魏书》记述了中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叶至六世纪中叶（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因此，研读《魏书》，对于认识中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记载了鲜卑氏族的名称及所改之姓、官制和制度的变化，为研究拓跋部落的发展扩大及汉化提供了完备的资料，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

这两个特点，也可以看作是《魏书》的主要成就。

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以今天的眼光怎样看待《魏书》所引起的这场风波呢？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北朝的新兴权贵家族非常重视对自己祖先的美化。如李庶、王松年等，他们祖先的贵族身份是存疑的，《魏书》秉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记述这些人祖先的时候加了一些表示疑惑的字样，导致他们大怒，因此诬称《魏书》“曲笔”，为“秽史”。第二，接受过逻辑学训练的今人，应该能发现古代史家对《魏书》的批评并不符合逻辑。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曾明确地指出，《北史》虽然一方面批评《魏书》传记不实，另一方面却几乎全盘照搬《魏书》的记载。[7]

《隋唐嘉话》言：“梁常侍徐陵聘於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沈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表明魏收当时就为人不齿。又魏书成书后众口沸腾，当时遍骂为“秽史”，被迫两次重订乃成。

早在北魏末年魏收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虽然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但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挂名，魏收推荐的史官都是一向趋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主。此外魏书多取不可信之言论，李延寿截取魏书大部分入北史也为司马光讥诮。魏书之价值在于没有更多的史书留存。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魏书十志内容疏略，杨守敬批评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详所不当详，略所不当略者”。详略失当，不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样。例如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部门，官吏职司；天象志四卷、灵徵志二卷，全是宣扬灾变祥瑞。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於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曲笔之言，修魏史者如崔浩因修史被诛，所以史官多不敢直书拓跋之“隐恶”，固可以谅解，评为“秽史”主要还是因为魏收的不良人品直接作用于修史的过程及考证引用之不精确治学不严谨的缘故。

附录

旧本魏书目录叙

《魏书》，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凡一百一十四篇，旧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齐尚书右仆射魏收撰。

初，魏史官邓渊、崔浩、高允皆作编年书，遗落时事，三不存一。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纪、传、表、志之目。宣武时，邢峦撰《高祖起居注》，崔鸿、王遵业补续，下逮明帝。其后，温子升作《庄帝纪》三卷，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魏末山伟以代人诌附元天穆、尔朱世隆，与綦隽更主国书，二十余年，事迹荡然，万不记一。

北齐文宣天保二年，诏魏收修魏史。博访百家谱状，搜采遗轶，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收所取史官，本欲才不逮己，故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校注：原作（睦仲），据《北齐书》改。说见《北齐书》卷三十七、卷四十五校记。）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皆不工纂述，其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咸出于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旧书。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时论以为不平。文宣命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诉讼者百余人评论。收始亦辩答，后不能抗。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原王松年，并坐谤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众口沸腾，号为《秽史》。时仆射杨愔、高德正用事，收皆为其家作传，二人深党助之，抑塞诉辞，不复重论，亦未颁行。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审核。收请写二本，一送并省，一付邺下，欲传录者，听之。群臣竞攻其失。武成复敕收更易刊正。收既以魏史招众怨咎，齐亡之岁，盗发其冢，弃骨于外。

隋文帝以收书不实，平绘《中兴书》叙事不伦，命魏澹、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九十二卷，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义例简要，大矫收、绘之失，文帝善之。炀帝以澹书犹未尽善，更敕杨素及潘徽、褚亮、欧阳询别修《魏书》。未成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诏侍中陈叔达等十七人分撰后魏、北齐、周、隋、梁、陈六代史，历年不成。太宗初，从秘书奏，罢修《魏书》，止撰五代史。高宗时，魏澹孙同州刺史克己续十志十五卷，魏之本系附焉。《唐书艺文志》又有张大素《后魏书》一百卷、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今皆不传。称魏史者，惟以魏收书为主焉。

孔子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三代文章，莫盛于周。东周、秦、汉虽战争丧乱，前古遗风余烈，流而未绝。贤君忠臣蹈道之徒，功业行谊，彰灼显布。高才秀士，词章论议，谏诤辩说，嘉谋奇策，皆可以惊听动俗，为后世轻范。而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学善叙事，不虚美隐恶，故传之简牍，千余年而不磨灭。东汉、魏、晋，去圣人稍远，史官才益浅薄。永兴失政，戎狄乱华，先王之泽扫地尽矣。

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爵而无禄，故吏多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残贼；不贵礼义，故士无风节；货赂大行，故俗尚倾夺。迁洛之后，稍用夏礼。宣武柔弱，孝明冲幼，政刑弛缓，风俗媮恶，上下相蒙，纪纲大坏。母后乱于内，群盗挠其外，祸始于六镇，衅成于尔朱，国分为二而亡矣。虽享国百余年，典章制度，内外风俗，大抵与刘、石、慕容、苻、姚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于聪、虎。孝文之强，不及苻坚。其文章儒学之流，既无足纪述，谋臣辩士将帅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览之厌而遗忘，学者陋而不习，故数百年间，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然上继魏、晋，下传周、齐、隋、唐，百六十年废兴大略，不可阙也。臣攽、臣恕、臣焘、臣祖禹，谨叙目录，昧死上。[4]

流传年代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祐六年（1061年）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年-1070年）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于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

今将补阙各卷的宋人校语移入校记，目录传本错误，有原阙无注，或不阙而注阙，今皆改正。通计全阙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北宋初刻的确切年月无考，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迟不晚于政和中。这个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

传下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传世的这个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补版，即所谓“三朝本”。

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所谓“宋蜀大字本”，其实也就是这种三朝本。北京图书馆藏魏书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该馆善本书目七三五四号一种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底本相近。

清代以来补表补志

万斯同：《魏诸帝统系图》、《魏诸王世表》、《魏异姓诸王世表》、《魏外戚诸王世衰》、《魏将相大臣年表》、《西魏将相大臣年表》、《东魏将相大臣年表》。

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以州为纲，每州之下按年记途任刺史之人名，并举出处。序文中概括叙述北魏疆域之开拓，较《地形志》更为简要有用。

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书名校录，实为据正史及各种古地志为《地形志》订讹补缺。虽未能恢复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时参考。

卢文弨：《魏书礼志校补》。据《通典》补《礼志》第十四之缺页。

陈毅：《魏书宫氏志疏证》。

谷霁光：《补魏书兵志》。

罗振玉（1866-1940）：《魏书宗室传注及表》。据出土墓志注《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至孝文五王列传，订正名字年月误字，补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补周嘉猷表之脱漏。书成于1924年，以后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

谢启昆：《西魏书》。启昆（1737年-1802年）字蕴山，因北齐人魏收所撰写的《魏书》只记载北魏与东魏的历史而不载西魏历史，为补正魏收之阙，启昆为此而纂录此籍。史书材料都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

《西魏书》二十四卷，纪、传、载记之外，有封爵、大事、异域三表，纪象、仪制、地域、百官四考。材料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可供参阅，不宜作为史料引用。

其他考订

魏书源流考 李正奋著 抄本（8）

魏书校勘记 （清）王先谦撰（9）

魏书札记（清）李慈铭撰 民国时期印本（10）

魏书宗室传注 十二卷（清）罗振玉注 民国时期铅印本（11）

魏书宗室传注校补（清）罗振玉撰 民国时期印本（12）

补后魏书艺文志 李正奋编 民国间抄本（13）

西魏书 二十四卷 附录一卷（清）谢启昆撰 清刻本（14）

四库提要

《魏书》·一百十四卷（内府刊本）

北齐魏收奉敕撰。收表上其书，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分为一百三十卷。

今所行本为宋刘恕、范祖禹等所校定。恕等《序录》，谓隋魏澹更撰《后魏书》九十二卷。唐又有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今皆不传。

魏史惟以魏收书为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然其据何书以补阙，则恕等未言。

《崇文总目》谓澹书才存《纪》一卷、太素书存《志》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谓收书阙《太宗纪》，以魏澹书补之。《志》阙《天象》二卷，以张太素书补之。又谓澹、太素之书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是振孙亦疑未能定也。

今考《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转增多数语。（“永兴四年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下，多“弗有所讳”四字。“泰常八年广西宫起外墙垣周回二十里”下，多“是岁民饥，诏所在开仓赈给”十一字。案此数语，《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后之文与《御览》所引者绝异）

夫《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其为收书之原本欤。抑补缀者取魏澹书而间有节损欤。然《御览》所引《后魏书》，实不专取一家。

如此书卷十二《孝静帝纪》亡，后人所补，而《御览》所载《孝静纪》，与此书体例绝殊。

又有西魏《孝武纪》《文帝纪》《废帝纪》《恭帝纪》，则疑其取诸魏澹书。（《隋书·魏澹传》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刘知几《史通》云：“澹以西魏为真，故文帝称纪。”）又此书卷十三《皇后传》亡，亦后人所补。

今以《御览》相校，则字句多同，惟中有删节。而末附《西魏五后》，当亦取澹书以足成之。

盖澹书至宋初尚不止仅存一卷，故为补缀者所取资。至澹书亦阙，始取《北史》以补之（如《崔彧》《蒋少游》及《西域传》）。故《崇文总目》谓魏澹《魏史》、李延寿《北史》与收史相乱，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

惟所补《天象志》二卷为唐太宗避讳，可信为唐人之书无疑义耳。

收以是书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今以收《传》考之，如云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其实荣之凶悖，收未尝不书於册。至《论》中所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正史家之微词。指以虚褒，似未达其文义。

又云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案：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况《北史·阳固传》称，固以讥切聚敛，为王显所嫉，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从征硖石。李平奇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不云固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也。

李延寿书作於唐代，岂亦媚阳休之乎？又云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夫卢同希元义之旨，多所诛戮，后以义党罢官，不得云功业显著。绰以卑秩见重於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观卢文诉辞，徒以父位仪同，绰仅功曹，较量官秩之崇卑，争专传附传之荣辱（《魏书》初定本、《卢同》附见《卢元传》，《崔绰》自有传，后奉敕更审，同立专传，绰改入附传），是亦未足服收也。

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於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矣。今魏澹等之书俱佚，而收书终列於正史，殆亦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多为魏澹所驳正。《北史》不取澹书，而《澹传》存其《叙例》。绝不为掩其所短，则公论也。

《魏书》至宋时已缺二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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